深圳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2020-10-25 08: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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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戴春晨

来 源:南方周末(ID:southernweekly)

32年前秋天,蛇口工业区的那位创业青年马明哲也许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将在“深圳经济特区 40年 40人”的榜单上赢得姓名。

10月 13日,马明哲作为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代表,入选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名单。这是对特区设立 40年以来“建设深圳”的崇高赞誉。

三十多年前,像马明哲一样,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南海之滨。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奋进,帮助深圳跃升为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城市。

这是深圳的第一代企业家。陆续加入的马化腾、汪滔等新生代,又与他们一起推动这座城市在高新科技领域创造新的辉煌。

在鼓励创新的“热带雨林”中,依托完善的供应链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新的力量正在生长。此后的二十年间,深圳逐渐告别“世界工厂”标签,转而以“中国硅谷”形象屹立于世界。

许多年后,人们将深圳过去三四代企业家体现出来的精神气度,称之为“企业家精神”。

2020年10月 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再次被提及。

站在 40周年的时间点上,人们更加好奇,这种勇气、坚韧和创新意识的融合体,如何与独特的市场资源禀赋一起,点燃市场经济的火种,照亮深圳这座机遇之城。

1

家国情怀的火种

马明哲们的传奇故事始于1988年前后。

32 年前,“深圳平安保险公司”在蛇口工业区注册成立。蛇口工业区青年干部马明哲在特区创办“新体制保险公司”的故事,开始了它的序章。在那个年代,开办体制外的“保险公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年仅33 岁的马明哲抱着计划书四处奔走,好不容易拿到准许开办的批文。

马明哲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激励是“给我试的机会”,这就是中国增长的真正动力。

这是经济特区设立的第 8 年。深圳已逐渐显现出工业化城市的面貌,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奇迹般出现,如同地球“新物种”迸发的“寒武纪”。那是一座正在生长的城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一起,试图“闯”出一片天地。

1988年堪称深圳的“企业家元年”。这一年,台湾商人郭台铭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租下五层楼厂房,荒草环绕的“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开始招募工人;这一年,王石推进的国营企业股份化改制终有结果,万科的股份化改造方案终获批准;这一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华为公司开始研发通信设备,创始人任正非正式出任公司总裁。

这些当时微不足道的年轻人、中年人,将成长为深圳最早的企业家,创造出一座座举世瞩目的“商业大厦”,在中国乃至全球商业史上赢得英名。在任正非、马明哲等“84 派”之后,马化腾、王卫、王传福等“92 派”,以及汪滔、刘自鸿等“极客”创业者,让深圳企业家的威名更加显赫。

在获得营业执照后,马明哲终于在蛇口拥有一层门面房,办公面积426平方米——对在深圳湾科技园租赁工位起步的创业者来说,这样的面积显得非常宽裕。不过在这 426平的空间里,三台老式电脑是仅有的家当。包括他在内,拢共 13 名员工。为开拓业务,马明哲带着员工们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深圳的街头巷尾,饱受日晒雨淋。

这段往事呈现的务实、勤勉和努力奋斗,让人联想起早年的“深圳精神”。

中国平安董秘兼品牌总监盛瑞生表示,与深圳的创新与包容相对应,平安的企业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二是“来了就是平安人”。

马明哲踩着自行车卖保险的往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至今依然印象深刻。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深圳作为改革“热土”,催生了“艰苦奋斗”、“激情澎湃”的奋进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质,是构成深圳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元素之一。

管清友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家国情怀”。

这是深圳企业家精神的内在肌理。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建蛇口工业区以及设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试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经济社会窘境,“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家国情怀,不能简单理解为西方现代企业强调的“社会责任”,而是一种更加深沉的、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的理想主义情结。

今人站在并不遥远的三十多年后,回顾马明哲们的心灵世界,不难发现这种理想主义。任正非、马明哲等深圳最早一批企业家选择商业,并不单纯是对利益的追逐,而是带有“为国为民”的热血。

这种情怀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表现强烈。热心公益的马明哲,如今带领着中国平安的员工们活跃在许多不为人熟知的乡村角落。2018年,中国平安启动了一项名为“三村工程”的公益行动,即面向“村官”、“村医”和“村教”,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和教育扶贫。截至2020年8月末,“三村工程”已在全国21个省或自治区落地,累计提供产业扶贫资金265.96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5 万人,人均增收超过2500元,惠及贫困人口73余万人;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超过1200所,培训村医1.1万名,体检义诊覆盖9万余人;援建升级乡村学校超过1000所,培训乡村教师1.4万名,受益学生约30万人。

马明哲还与其家人成立了明园基金。20余年来,明园基金与中国平安共同持续参与妇女儿童、贫困地区教育、健康等公益事业,为老少边穷地区援建希望小学114所,资助师生数万人。

在深圳,“家国情怀”甚至可以追溯至晚清“洋务派”创办招商局的初心。改革开放历史的开端,并不是设立经济特区的 1980 年,而是招商局在蛇口荒滩上复办的 1979 年。故而,在今人的论述中,这种由家国情怀衍生的理想主义激情,被归纳为“蛇口基因”。底蕴深厚的“蛇口基因”,催生了招商蛇口、中国平安、华为、万科等一批世界级企业,成为催生企业家精神的“母体”。

1999 年,马明哲主导起草的《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就是一份家国情怀的企业宣言。这本16 开的小册子写到——“民族的强大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人们才能扬眉吐气;一个国家的强大归根到底来自民族企业的强大,民族企业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人们生活创造物质,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

财经作家秦朔、陈天翔合著的《无止之境》,记载了马明哲宣讲《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的场景。在马明哲富有激情的宣讲中,企业的目标是,通过“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层层跃升,最终实现“国家繁荣自强”。

时至今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依然被尊重,被推崇。近期,在京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深圳,任正非、马明哲和同时期的“冒险者”们,已将“国富民强”的愿景奉为圭臬。这是深圳企业家之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贡献。

2

现代治理的诞生

企业家需要激情,也需要聪明的头脑。“敢为天下先”,同时是一段又一段摸着企业治理“石头”过河的往事。

1993 年,马明哲曾经应邀到美国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考察。这次考察让他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美国的大公司主要靠管理,要什么有什么。”据《无止之境》描述,马明哲的触动很大,“国内的做法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虽然有冲劲儿,但经验主义的东西很多,随着规模扩大,管理难度一定会越来越大。”

“经验主义的东西”,是计划经济的常态。这一时期,中国人刚刚脱离计划经济的藩篱,慢慢触摸到市场经济的大门,“公司治理”显得极其神秘。如何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机制,调动更多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是彼时许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负责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外商投资建厂带来的流程化管理体系,被视为当时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即使在鼓励改革的深圳,“公司治理”也带着某种超前性。

在探索“公司治理”的历史长河中,深圳企业家是率先“摸石头”的人:王石率先推动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尝到新分配机制的“头啖汤”;任正非、马明哲等人则进一步探索了中国跨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边界。

“花钱请人革自己的命”,成为抵达“现代治理”的快速通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著名商业咨询机构麦肯锡成为马明哲的座上宾,而任正非则“相中”了与麦肯锡齐名的IBM。

“今天强调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能忽视过去从海外学到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的管理。”秦朔强调,“1987 年、1988年在深圳出现的华为和平安,是在知识学习方面投资最大的两家企业。”

有远见的“知识学习”,递来“现代治理”的钥匙。如今,“狼性”和人文关怀结合的“华为基本法”,实现金融科技融合“聚变”的“平安法则”,“内部赛马”的腾讯“产品哲学”:深圳治理经验,让不少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印象深刻。

西方企业家们推崇古典管理学家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论。其特征是层级鲜明的组织架构,以及规范的流程审批机制。这启发了国内众多企业建立较为完善的治理架构。在“泰勒哲学”的映照下,中国企业变成井然有序的“组织”机器,“现代治理”的大门徐徐打开。

但“现代治理”不应该只有一种内涵。任正非在创业初期便发现,层层审批的“井然有序”,在许多情况下伤害了企业运作的效率。在任正非的推动下,华为的业务一线建立起另一种“作战法则”——由客户经理、解决方案专员和交付专员三人组成基层小分队。这就是“华为基本法”中有名的“铁三角”。其核心是对一线人员充分授权,使其机动决策。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指挥战斗。”任正非这句总结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熟知的格言。

与华为不同,中国平安体现控制风险的严谨。从“请人革自己的命”开始,马明哲试图建立一家社会性、公众性上市公司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

秦朔认为,这套体系包括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规范的公司治理组织和治理运行机制。它的亮点在于,股东不干涉具体业务的经营,不派员参与经营管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司其职,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确保了管理团队的稳定,也确保了战略的延续性和经营的稳健性。

“各司其职”的一大好处,是让业务版图不断扩大。中国平安囊括保险、银行、投资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模式,被业内叹为“孤品”。在马明哲的总结中,“孤品”的产品法则也并不复杂。

“我主要负责从0到1的创新,从1到N就交给团队去做。”他总结说,“每一个新模式出来,想明白后就开始找团队,推一把、扶上马。然后,我再开始下一个从 0 到 1。”

现代的企业治理制度,是搏击市场风浪的“王牌”之一。这是“机遇之城”深圳笑傲市场风云的底气所在。

3

创新的扩散

深圳企业家搏击市场风浪的另一张“王牌”,是创新,不休不止的创新。

对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而言,选择深圳,等同于选择追求创新的命运。在大众传媒近年来的宏大叙事中,深圳企业纷纷被打上“创新”标签,华为、腾讯、大疆创新、平安等企业尤为显著。

管清友认为,创新精神是深圳企业家精神最显著的特征。

这是今人观察深圳颇为有趣的倾向:在回顾深圳“84派”企业家的早年经历,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为人动容;在观察马化腾以及其后的汪滔、刘自鸿等企业家时,他们拥抱互联网的创新行动更多关注。但事实的逻辑是,激情与创新,连同治理“试验”一起,贯穿着三四代深圳企业家创业的始末。

“新一代的深圳企业家怎么能说没有艰苦奋斗,”管清友强调说,“你去问问刘自鸿(编者注:柔宇科技创始人,深圳柔性显示技术代表企业家),他们的工作也是极其努力的。尽管现在没有马明哲当年踩着自行车卖保险的风吹雨淋,但在实验室里,他们有另一种努力。”

这是深圳企业家精神的奇妙逻辑:初代企业家的豪情壮志,渐渐变成隐藏的底蕴;而初代企业家掩藏的创新精神,则被新一代企业家呈现得淋漓尽致。其“奇妙”之处警示人们,深圳企业家的“创新”,也在不断变化,不断迭代。

关于“创新”的创新,这也是深圳作为“机遇之城”,作为“中国硅谷”的进化逻辑所在。“创新”的创新,让华为、中国平安等老牌企业实现业务版图和经营规模的“扩散”,也将催生一批批新的创新企业。

创新,甚至扩散至企业家的经营业务之外。在产业扶贫领域,中国平安首创“牛脸识别”技术,据此把控风险,给农民贷款,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一系列市场运作模式被引入乡村,从培训到生产到销售,中国平安的扶贫团队搭建起“造血式”闭环。2020年起,中国平安利用科技互联网平台推动消费扶贫,总投入3.5亿元。在深圳企业家参与的脱贫攻坚战中,“为国为民”的情怀与创新行动神奇相遇。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创新”的创新有着独到见解。按照他的研究视角,深圳正处于“看到了造”转向“想到了造”的关键转型时期。“看到了造”,即模仿、借鉴已有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推动深圳早期的经济腾飞和城市进化。华为、中国平安等企业的成立,均有“看到”国外经验而“造”的痕迹。未来的深圳,需要更多“想到”的“造”,即没有成型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情况下的基础性研发创新。

这种转变的差别在于,深圳企业在许多领域,将没有参照经验。这种“深入无人区”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深圳企业家未来最大的挑战。

这种转变势在必行。周其仁的判断依据是中国经济的“独到性”流失。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储备和廉价劳动力,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拥有成本优势。在这种“独到性优势”的作用下,中国企业学习西方经验,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模式,实现了早期经济的崛起。然而,随着新一轮全球化调整,中国的成本优势被东南亚国家所取得,同时欧美国家尖端技术“卡脖子”的封锁,中国企业唯有挺进“无人区”,才能建构新的“独到性优势”。

这场关键转型,深圳拥有丰厚的底气。

在与深圳官员的交流中,秦朔曾经发出深圳能否再出“三马”(中国平安创始人马明哲、招商银行创始人马蔚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疑问。他得到的答案是,深圳的“创新密度”足以支撑新一代创新企业家的诞生。数据显示,深圳每一千人拥有253家市场主体,广州拥有156家,杭州拥有117家,而上海、北京分别是103家和97家。

“这个数据很清晰的告诉你,深圳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在哪里。”秦朔说,“直到今天为止,深圳仍然是中国空气里创业浓度最强、创业氛围最好的城市。”

深圳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唐杰撰文指出,根据熊彼得的研究成果,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因素集中对于创业集聚特别重要。集聚让企业家活动产生外溢效应,企业家们在集群内会相互受益。200名企业家能创造比100位企业家多两倍以上的收益,或者创造出更多的企业家。

深圳企业家的行动可圈可点。新一代企业大疆创新研发的无人机,柔宇科技研发的柔性显示屏,均是深圳企业家“想到了造”交出的答卷。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以借鉴国外保险业务起家的中国平安率先引进外资、率先采用国际财务制度、国际保险精算制度及个人寿险营销制度,成功创建出兼具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平安模式”。这一惠及2.1亿个人客户和5.6亿互联网用户的模式,被华尔街精英视为“孤品”;与此同时,这家金融企业将触角往科技领域延伸,形成独特的“金融+科技”模式。

随着华为、中国平安、腾讯的壮大,随着大疆创新、柔宇科技等企业的诞生,人们对深圳企业家推动“创新的扩散”充满信心。周其仁据此提出经济学界和市场人士熟知的“浓汤论”。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创新的密度,“熬一锅创新的浓汤”。

这锅“创新的浓汤”,让许多人感怀马明哲们三十多年前的家国梦想。马明哲的这句话至今让不少深圳湾的创业者热血沸腾——

“一个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企业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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