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危机中的数字新机
2020-11-18 23: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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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展望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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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1年衰退式复苏的起点,数字经济的集体路径跳跃将结下硕果,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共振将引领数字经济的加速度,为全球经济注入可持续增长的动能。当下优质数字经济企业展露出强劲的基本面和清晰的战略定位,为其高估值、高回报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资本向热点领域的追逐之下,我们需高度关注潜在的过度投机风险,警惕数字经济冒进式发展,以免造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偏废。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工银国际研究员高欣弘,文章来源于“新浪财经”。

2020年新冠疫情等风险事件频发,在供需双弱的萧条情境下,全球经济遭遇重创。疫情是一次危机,无法逆流而上快速转型的企业和生产模式将淹没于时代浪潮中;疫情也孕育着新机,场景转换加速改变了个人及企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非自然演进的方式推进各部门同步数字转型。我们认为,站在2021年衰退式复苏的起点,数字经济的集体路径跳跃将结下硕果,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共振将引领数字经济的加速度,为全球经济注入可持续增长的动能。同时,伴随数据安全的日益显性化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相继落地,数字经济的野蛮生长也将告一段落,监管与创新互促互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将愈加凸显。从投资角度,高成长性逐渐向数字经济企业聚拢,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超额回报。不同于1995-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当下优质数字经济企业展露出强劲的基本面和清晰的战略定位,为其高估值、高回报奠定了现实基础。但在资本向热点领域的追逐之下,我们仍需高度关注潜在的过度投机风险,警惕数字经济冒进式发展,以免造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偏废。

疫情的场景转换加速了数字经济的集体进化。2020年新冠疫情生硬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轨迹,使整个宏观叙事基调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此同时,为减少物理接触,此次疫情也成为了人们从物理世界全面迈入数字世界的演习。场景转换提升客户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催生数字经济一次新的路径跳跃,由流量红利的争夺进阶为新生需求的挖掘,从而对企业及个人产生长期性影响。疫情前,伴随着消费互联网的充分渗透,流量红利已趋于饱和。而数字经济向企业进军之路上,企业拥抱新模式却存在实质的财务束缚。相较个人,企业对产品与模式的黏性高,试错成本高昂,需求难以快速迭代。虽然长期来看,数字转型助于企业提效降费,但此前并非企业刚需。考虑一般场景下,改革传统的企业架构具有高额的隐性成本,且改革成本与企业的成熟稳定性成正比。因此,大型企业往往需根据成本收益比权衡再三。而在此次疫情管控的特殊场景之下,迫于现金流压力的企业开始主动寻求变革,将工作场景向线上迁移,尽可能减少对收入端的负面影响。此外,企业搭建数字化运营平台等一次性资本投入后,成本将摊薄至企业后续生命周期,因此在疫情结束后群体扩容将至少持续2至3年,形成新的路径依赖。由企业传导至个人,在线办公与在线销售等数字化运营模式的建立,也将推动个人非接触服务消费下沉的持续。

技术共振引领数字经济加速度,为全球经济注入可持续增长动能。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增长动力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技术突破与共振效应。过去十年,技术突破主要发生于消费互联网领域,比如裹挟于智能手机的APP革命,嫁接于4G网络的短视频爆发。数字经济下半场,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互联网布局,围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此背景下,制造业借助数字转型,发挥精细化、创新化和规模化的三重优势,有望切换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增长点。而技术与模式之间的共振效应,则造就了数字经济进化的加速度。比如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移动支付、短视频、直播、网购等多重模式的叠加,迸发出直播带货的新机遇,头部主播李佳琦与薇娅得以在“双十一”预售首日各自达成超过30亿的销量1,即使考虑退货率等因素,“双十一”整个期间的最终销量仍将大概率达到这一数值。经比较,2020年上半年,单月达成30亿营业收入的A股上市公司仅为200家,其消耗的人力与资本远高于李佳琦与薇娅团队,由此体现了数据要素的指数化价值创造能力。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技术共振的乘数效应将更令人瞩目。华为的GCI2019调查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云准备度达到50分,和物联网准备度达到45分时,人工智能对经济的贡献比重开始扩大。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IT投资占比达GDP总量的3%-4%时,将撬动云和人工智能的拐点效应,助力人工智能的腾飞2。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普遍更重视ICT投资,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和英国ICT投资程度最高(详见图2)。2020年,疫情防控无差别地造成物理隔离,推动数字经济的集体进化,为共振效应的积累创造了条件。2021年,在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式复苏阶段之际,数字经济的自我强化还将加速兑现,以其加速度向全球经济提供持续动力。

监管与创新竞赛,宏微观结合寻求最优解。数字经济时代,业态的变迁会推动监管体系和规则的迭代,监管与创新互促互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将愈加凸显。一方面,区块链等新技术成为数据确权的解决方案,与之对接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理应同样被视为一种私有产权获得法律保护,从而激发数字经济创新的可持续性。当前,诸多科技企业在业务活动中大量采集用户金融数据,但这些数据的控制权与处理权却界定模糊,不仅易引发用户对于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数据处理不当行为的潜在危害也急剧放大,尤其是涉及的跨国数据传输对国家安全构成新的信息化挑战。以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各国已经陆续推出针对数据保护的法律法规。展望未来,全球协同式的良性监管,与区块链不可篡改属性的结合,将遏制数据滥用的风险,从而抵抗数字霸权主义的威胁,还原公平竞争的数字创新环境。另一方面,监管科技与创新赛跑,精准把握实体经济宏微观动态。2019年,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其“超主权”与“超银行”属性引发强烈争议,世界各国央行由此提速对数字货币的研发与设计。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以下简称CBDC)自此广泛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金融监管当局讨论的重大议题。2020年,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进化,成为了央行数字货币的肇基之年。根据统计,当前超过30个国家央行对CBDC投入关注,其中中国、瑞典、巴哈马等国已率先发起试点测试。除了对抗新技术对传统法币的挑战,央行数字货币也将实现对数字经济大时代的承接,通过完善央行对货币的全流向掌控,向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量化参考依据,同时拓宽了长期的负利率/零利率政策的操作空间。

高成长性向数字经济企业聚拢,中国资本市场将受益于数字经济红利。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如图3所示,近年来传统企业增长速度继续放缓,2016-2019年EPS市值加权增长率(5年CAGR)均值由2011-2015年的9.11%下降至9%。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却在持续提供高成长性,EPS增长率均值由2011-2015年的15.55%进一步上升至2016-2019年的17.38%,大幅领先于其他企业。截止2020年9月30日,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中有7家数字经济企业,而相比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此轮数字经济受到资本市场热捧,背后有着更为强劲的基本面支撑。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代表,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也在近十年间发生了转变,如图4所示,数字经济企业(电商、互联网媒体和科技)在沪深300指数中的数量占比由2010年的4%上升至2020年的14%。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上述趋势料将在“十四五”阶段继续加速推进。同期,彭博全球指数以及彭博亚洲指数中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占比却略有下降,大约均在8%的水平。由此,结构转型也将向中国资本市场注入动力,数字经济高成长性或将为中国股市持续带来超额回报。

警惕冒进式发展风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点需权衡。展望未来,大国博弈中对科技企业制裁等不确定因素,或将继续干扰全球数字经济技术与应用的有序发展,构成外部风险。除此之外,我们也需关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制衡的内部风险,对数字经济的高乘数效应形成清醒而正确的认识。经我们统计分析,在A股数字经济相关的概念板块(包括物联网、网络游戏、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17个板块)中,总计企业500余家,但其中36.5%的企业主营业务与数字经济并无显著联系。事实上,数字经济,尤其涉及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耗资高昂且回收周期较长,并非投机之地,中国芯片项目的大规模烂尾已经提示出急功近利式发展的风险。据《财经天眼》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1日,今年中国已新设半导体企业7021家,去年新设半导体企业也超过一万家,“大而散”的发展格局很难沉淀出真正的核心技术,反而是对实体经济资源的盲目浪费。数字经济以非排他性的数据为生产要素,能够打破边际递减效应的瓶颈,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能,是全球经济走出存量博弈迈向升维竞争的良方。然而,当前处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期,两者资源配置不可偏废,技术共振建立于钻研投入和开放合作之上,而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同样宜明辨是非,仔细甄别企业主营业务相关性和技术工艺真实性。

注:

数据分析平台知瓜数据显示,“双十一”预售首日直播销量排名第一为李佳琦,预估商品销量达1000万件,预估GMV达11亿元;薇娅紧随其后,预估销量为720.58万件,预估GMV达38.66亿元。详见《华为全球连接指数2019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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