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姝 |评彭慕兰《大分流》
2020-11-19 19: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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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原创 王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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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96

编者按

近日,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和北京大学政经哲学社共同举办的第一届“政经哲杯”书评大赛公布获奖名单,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三年级的刘雨桐与王静姝同学、二年级的高靖涵同学榜上有名(具体获奖名单附在文末)。今日推送王静姝获奖书评《破立之间,满志亦踌躇——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破立之间,满志亦踌躇

——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王静姝

2001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颁给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下简称为《大分流》,引文与转述均引自中文译本,见参考文献[1])。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尽管延续了费正清的“新汉学”方法,但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看法,极大地挑战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经典“冲击-反应”模式,在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引起轰动。作为一本回溯各种理论,综合众多文献,以破为主的著作,《大分流》不仅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展示了标新立异的观点,更对经典的研究方法与比较视角提出了挑战,是一部极富开拓性的著作。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核心区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尽管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面临共同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才出现,且欧洲道路并不源自内生因素,相反,正是非常偶然的因素诸如煤炭之矿物燃料的开发与新大陆资源的发现使欧洲摆脱生态困境,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全书以比较的方法重新审视了18—19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发展,在对经典解释的逐个反驳中得出最后的结论,抽丝剥茧,辩名析理,破立之间可见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与理论雄心。 

一、 反转的追问:研究范式之破立

《大分流》最具革新性的贡献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颠覆。当汉学家们以“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像英格兰一样的工业革命?”为基本问题时,彭慕兰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这一反转的追问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假设,即英国道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和标准模式。与王国斌等加州学派的学者一样,彭慕兰强调交互比较的方法,即在不设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相互比较,以得到客观的历史经验,从而建构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当然,只有通过大量实证材料的比较得到相似的经验,才能提出这样反转的追问。

王国斌( R.Bin Wong)

全书第一部分题目为“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彭慕兰通过对欧洲与中国人口、技术、资本积累、市场经济甚至劳动分工全方位的比较,既打破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经济“自给自足”的成见,也挑战了对欧洲经济“具有自由市场”的固有概念。在物质基础方面,他通过大量关于人口、土地、牲畜等比较,结合对中国与欧洲核心区内马尔萨斯四种必需品(食品、燃料、纤维、建筑材料)可用程度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物质生活水平大体相似,中国甚至略微领先。在制度方面,他着重分析了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市场交易环境与劳动分工制度,认为尽管两个地区存在差异,但二者都不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意义的完善市场。18世纪的中国(或包括日本)甚至比西欧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环境(见《大分流》p65)。颠覆性的结论背后,不乏作者对社会科学比较方法与中西历史的熟稔与洞见。

在比较生活水平与人口数据时,他指出需要考虑影响出生率与死亡率的生育制度,不能简单地比较数据或平均值。由于面临资源有限的生态环境,中国抑制出生率的婚内生育制度成为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同时伴随低死亡率,恰恰证明了中国当时的高生活水平。在人口学的比较上,彭慕兰的比较是在历史环境下的比较,结合人口数据与资源环境数据(这比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比较框架更进一步),方能展示当时人真正的生活状况。

而处理技术史时,他不仅以蒸汽机为切口,分析了两个地区煤炭开发技术差异的生态原因,也从制度环境角度对原有模棱两可的“西方科学文化”解释进行了批判。由于采煤环境、运输方式的不同,导致中国与英格兰煤炭技术的差异。二者都针对自身面对的问题进行了技术突破,因此尽管结果不同,也不能断定哪种技术是重要的或先进的。同样,科学文化可能是技术发展的基础,但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没有对科学的兴趣或中国政府压制科学发展。相反,彭慕兰通过历史材料说明,1644年以后,为了避开政治雷区,中国人对物理、数学和医学的兴趣增加,且中国不存在与科学对立的教会组织,便没有制度实体抑制科学发展。正是这些破除成见和非目的论的比较,使他发现了欧亚大陆两端“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一方面,这些相似之处反驳了既有的仅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另一方面,也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经济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东方经验。

当看到18世纪初西欧与中国经济的众多相似,也看到19世纪时不同的经济结果时,有必要解释发生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在打破众多看似充分的制度解释或内生因素解释后,彭慕兰为自己出了更大的难题。但是,在全球性关联的视角下,他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西欧经济道路的生成,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述。

在他的叙述中,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不是因为自身发达的市场或完善的资源配置手段,而是由颇偶然的外部因素推动。首先是便利的煤炭资源开发,这一观点以王国斌的研究为基础,王国斌在1997年出版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中指出,矿物资源的发现与利用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条件,它既是技术大发展的前提与推动因素,也是制度和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

英国矿工

在王国斌观点的基础上,彭慕兰进一步叙述了全球贸易在英国经济道路上的重要角色(主要见《大分流》第三部分“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将工业革命这一经济发展不仅置于英格兰的空间,更置于更广阔的全球性关联之中。

首先,去除对东西方贸易态度的偏见,由实证材料可以看到,18世纪亚欧大陆两端的核心区皆存在频繁的与外围贸易,彭慕兰解释为“通过与人口稀少的区域进行远距离贸易获得土地密集型资源”(引自《大分流》p226)。在逐一分析中国、日本及西欧的外围贸易及其遇到的障碍后,彭慕兰指出,三个核心区在与地理相邻的外围地区贸易时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导致贸易只能限制于很小的规模。但彭慕兰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关注更为复杂的远洋贸易。关注18、19世纪的印度洋及中国南海,彭慕兰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与经典历史叙述截然不同的画面。印度与东南亚是西欧与中国共同的贸易口岸,众多商品在此交易,然而,这一贸易也因各种原因限制于小规模。

要全面检视当时的海上贸易,还需关注两组贸易关系,也正是这两组关系构成了以英格兰为代表的西欧经济发展与世界的不可分离的联系。第一组是与中国的关系,彭慕兰在这里指出,中国与西欧的白银贸易在全球性关联中十分重要。通过对白银在不同时空中的重新定位,他解释了白银贸易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与对白银的经典观点,即将其看作现代语境下的价值贮藏手段或国际通货不同:在远洋贸易中,白银于其产地美洲、出售者西欧、购买者中国而言是商品;在欧洲或非洲市场,白银是上层把玩的奢侈品;但在中国国内市场,白银是日常通行货币。正是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创造了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也刺激了欧洲为了国际贸易而对美洲白银的不断开发。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银矿

这一条自大西洋西岸至太平洋西岸的巨大白银贸易链,占据了当时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在全球性关联的视角下,彭慕兰将这一贸易的参与者置于统一的分析理路中,而并非“英格兰中心”的西班牙帝国贪于白银的奢侈品消费而落后于日不落帝国的观点,更不同于“天朝中心”的当时中国享有巨大贸易顺差的观点。以更细致的分类和重新定义为基础,彭慕兰将白银与各个市场关联,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不再割裂,因而增强了解释力。

最后一组关系,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贸易关系,即西欧与新大陆的贸易。不少学者都将这一贸易作为解释西欧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更多只作为一个边缘因素。彭慕兰将美洲纳入自己的解除资源制约的解释体系中,使美洲作为“新外围”不再是无力的边缘因素,而成为“大分流”的真正发生地。他将垄断性质的种植园经济、奴隶贸易与反市场的殖民制度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为西欧,尤其是英格兰创造无尽资源的新大陆之图景。这里,他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到了美洲发生的生产与贸易和旧大陆其他地方贸易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的发现,得益于他在中欧经济对比中对劳动力、家庭资产积累与市场环境的观察。可以说,正是之前细致入微且少有成见的交互比较,使他对美洲具有决定性的解释成为可能。

在两个反转的追问中,彭慕兰破除旧有欧洲中心论之先于比较的成见,并以细致的分析洞察新的差异,从而建立自己对世界现代经济的全新叙述,可谓打开了世界经济史新的解释路径。

二、 拓展的视角:比较史学之破立

除了新历史材料的综合及对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在比较经济史学的方法上,《大分流》展现了一个双向拓展的比较视角。

在原有比较单位内部,彭慕兰不满足于仅仅以中国和西欧作为比较单位,而是强调更具可比性的比较单位。沿袭王国斌的观点,他强调核心区的比较。由于一些数据对比以平均值为主要比较对象,若将整个中国与整个西欧的平均值对比,由于比较单位过大,将看不到真正的结果。因此,彭慕兰专注英格兰与江南的比较,将此看作两个地区的经济核心区。专注于核心区比较时,不仅更具可比性,也能看到两个区域的相似趋势。

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上,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欧洲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英国和低地国家不能代表欧洲,同时,欧洲大陆国家也不能代表英格兰(James Bradford DeLong与Andrei Shleifer的文章通过统计数据证明这一观点,见参考文献[10])。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的研究中,18—19世纪江南与华北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若简单计算欧洲或中国的平均值,都将大大削弱其可比性及历史真实性。在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江南劳动力市场的雇工不再是以只言片语的历史材料为证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偶然现象,而可以看到其发达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与英格兰的市场环境整体相似,不存在某处缺乏市场配置资源手段的问题。在资源方面,关注核心区实际上是对资源运输成本的合理估量,当彭慕兰将煤炭和木材的运输成本考虑进市场交易成本时,中国各地的资源不再仅仅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的证明,而是外围资源与相对距离结合在一起,成为资源配置时面对的生态压力的一部分。正是对比较单位更加精细的观察与分类,使彭慕兰能够区分核心区与外围,传统视角下某个比较单位内部的贸易被看作核心区与外围无足轻重的相互贸易,在彭慕兰眼中成为解决生态困境的重要途径,也使“新外围”的美洲与旧大陆的外围地区成为连续的整体,使这样的解释不至于突兀,而是更具整体性。

除了比较单位的细分,在比较对象的选取上,彭慕兰亦显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通过研究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等地的史料,他强调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不存在所谓的“经济中心”。得益于史学界不断发掘的丰富的历史材料,《大分流》描述的前现代世界经济呈现多中心状态,多个核心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互相贸易,互惠互利。相比于欧洲中心的叙述,这一叙述更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描绘的图景。正像许多政治经济学者指出的,欧洲成为世界中心并不因为其自由市场制度,恰恰相反,正是欧洲在世界其他市场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形成的垄断使其成为世界中心(Richard Eugene Sylla对此问题有过讨论,见参考文献[11])。

欧洲殖民者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也分析了殖民地立法对西欧垄断者优势地位的帮助。引入日本、印度等其他地区对检验已有的经济结论有很大裨益。作为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新汉学”,有反复检验结论普遍性和可信度的需要。分析日本的市场、核心区与外围贸易时,发现其与中国内部江南与华北关系很大的相似性(具体分析见《大分流》p235)。而印度却时常呈现不同的模式,这提醒我们反思长久的二元论的比较观——仅选取两个对象的比较能够得到明显的对比结果,却常常忽视历史的真实情况。如果将全世界各个经济中心置于一个舞台进行比较,多元的历史也便呼之欲出。

当然,这里也存在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致力于得到普遍结论的新汉学与传统史学的张力,亦即比较史学面临的张力。如果希望得到前现代经济完整的图景,需要对全球进行地毯式研究,社会科学对普遍性的追求大可批评《大分流》缺失了世界许多板块,诸如非洲、中东的研究。但研究者更关注中国或东亚问题,中国学者因民族心态希望以史为鉴,寻求民族衰落的原因;西方学者则潜在地思考着西方何以掌握现代,历史学的问题意识使其不能完全与社会科学等同。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中,《大分流》对其他核心区的涉及可以说是一种平衡二者的有力探索。

奥古斯特·孔德

自孔德梳理了比较研究的方式,并将其作为探索社会规律的主要方法后,比较史学逐渐发展为系统的学科,但其中不乏方法论的争论与自身冲突。《大分流》一书对比较方法的破立得益于近年来大量一手材料的发掘与研究提供的丰富史料,也能看到作者极广的涉猎与敏锐的观察和联系能力。

三、破立之间多踌躇

《大分流》之书一出,便引起巨大轰动。一方面,此书涉及面极广,世界每个区域,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可讨论其中边角;另一方面,书中对许多人理论的挑战也引发了不少辩论。破立之间,除了标新立异的观点,《大分流》一书给我们的是对经济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的重新审视,从而推动两个学科未来的发展。因此,破与立并非大步流星地向前,而是在踌躇中不断反思,以谨慎的态度推动学术发展。学者们对《大分流》的争论和重审正是这破立之间满志亦踌躇的过程。

在经济学上,《大分流》通过欧洲以外经济史的经验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诸如自由市场与技术创新的联系等,这要求对原有假设的重新审视与检验。对于被用于指导实践的经济学,除了原有假设与理论框架,也许需要考虑其他可能成为前提条件的因素。同时,《大分流》对经济学统计方法的实践也为经济史与经济核算提供了新思考。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国学者开始反思原有历史GDP核算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简单挪用现代核算框架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见参考文献[5])在统计逐渐深入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审慎地使用统计方法,将其置于真正的历史背景与历史环境之下,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更进一步,作为由历史发展而来的中国当代经济,能否完全按照西方的“现代经济”模型核算数据以了解经济现实?尽管将近600年的全球化已然将世界各地的经济体系导向相似,但存在于中国历史,伴随变革发展而来的历史禀赋依旧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历史学方面,许多问题实证材料的缺失是不少历史学家批评的问题。的确,彭慕兰在书中有含糊其辞之处,有时亦用可信度不高的单一材料证明观点,并常常承认没有足够的历史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为之后一手材料的发掘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在与其他历史学家的辩论中,也有概念混淆、观点不足的问题,只好将问题拓展至方法论层面(见彭慕兰与黄宗智辩论,参考文献[8][9])。除此之外,尽管《大分流》避免简单挪用现代衡量体系,主要采取古典经济学家的衡量体系,但当彭慕兰用卡路里摄入、马尔萨斯必需品来衡量中国家庭的收入;当以市场价格计算家中劳作妇女的工资时,似乎加大了与历史现实的距离。

马尔萨斯《人口论》

尽管这些计量体系可以满足比较的需要,但简单的数据统计与归类,是否能够描绘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果没有对当时社会现实背景的充分理解,分类很有可能被误用。当社会科学家追求滴水不漏的分类体系和分析框架时,我们仍需要对历史背景和文化现实有深入的理解,也许历史社会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挖掘出更多史料,与社会科学互为补充,最终勾勒出一幅真正符合历史现实的图景。

***

《大分流》作为集结了多家观点,万千史料的经济史学研究,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其中不乏新论点,新材料,新方法,也不乏对经济理论、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在破立之间,彭慕兰的确打开了世界经济史、中国学、东亚学等一系列领域的新气象,而满志的同时,也许踌躇于概念、现实与已有分析之中,只有谨言慎行于旧假设,旧观点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推陈出新。这也正是《大分流》一书所实践的——满志而踌躇于此破立之间。

参考文献

[1] 彭慕兰, & 史建云. (2003).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 Kenneth, P.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王国斌, 李伯重, & 连玲玲. (2008).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4] 史建云. (2003). 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近代史研究, (3), 198-223.

[5] 史建云. (2002).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历史研究, (2), 187-188.

[6] 何爱国. (2005). 众说纷纭《大分流》. 史学理论研究, (3), 137-147.

[7] 李稻葵, 金星晔, 管汉晖, & David Daokui Li1, Xingye Jin2, Hanhui Guan3. (2017). 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 - China's Historical GDP Accounting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 Literature Review. 经济学报, 4(02), 14-36.

[8] 黄宗智. (2002).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历史研究, (4), 149-176.

[9] 彭慕兰 & 史建云. (2003). 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 历史研究, (4), 3-48.

[10] DeLong, J. B., & Shleifer, A. (1993). Princes and merchants: European city growth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 Sylla, R. (2002). Financial systems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2(2), 27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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